华夏民族自古以铜镜照容装，并以“镜”为文、为图、为诗。例如明朝重臣张居正所作诗文“明镜照我心，日月佑圣君”等诗词。铜镜从四千年前就已出现，历经齐家文化、商周文化、到唐朝制作工艺更是达到空前高的水平。到清早期，由于传教士从西方引进了“水银玻璃镜”到中国，铜镜才退居使用性质。但在皇家内廷却将之发展成御赏装饰品，制作并摆置于宫廷重要场所，以达到皇帝所期望的“勿忘古、勿忘本”的意义。
《武陵藏珍》记载：远古时期，人们以水照面，铜器发明以后，以铜盆盛水鉴形照影。《尚书》《国语》《庄子》等先秦著作中，提到过古人“鉴于水”。《说文·金部》释“鉴”为“盆”，因此可以说盛水的盆(鉴)，就是最早的镜子。随着合金技术的出现，开始了使用铜和锡或银铅等制作铜镜的历史。
铜镜一般制成圆形或方形，其背面铸铭文饰图案，并陪钮以穿系，正面则以铅锡磨砺光亮，可清晰照面。用于梳妆照容，大小不一，形制多样，有圆形、方形、葵花形、菱花形、带柄镜、鸡心形、钟鼎形等多种，各种花纹应有尽有。名称有日月镜、辟邪镜、仙人镜、尚方御镜、四山镜、神人镜、鸟兽纹镜、宜官镜、八卦镜、十二生辰镜等多种，林林总总，不可尽数。
磨镜分两种。一种是使用过后的日常维护保养，另一种是制镜甫成时对镜面进行开光处理。由高锡青铜铸造而成的铜镜还只是一个坯件，表面凹凸不平，无法直接用来照面，必须用磨镜药将镜面处理至清晰可鉴的程度。至晚唐时，铜镜的铜质有了变化，用锡量由25%上下降至5%左右，铅则由5%上升至15%左右。到了宋代，铜镜的制作也告别了精工铸造，以砂型代替了泥模，这使铜镜表面粗疏，色泽变黑，经得起摔打，磨镜就更为必要。宋镜在成型后，第一次开光即应加涂反光材料，之后也需要时常打磨以便保养。明朝的《天工开物》便记载着：“凡铸镜，模用灰沙，铜用锡和，开面成光，则水银附体而成。”
磨镜所需的材料，铅、锡、汞等等并不是寻常之物，但却是道教炼丹法中最基本的原料。于是占有了原料的炼丹方士们，逐渐进入了磨镜的市场。比如大约成书于南北朝的《上清明鉴要经》就记载：“昔有摩镜道士，游行民间，赁为百姓摩镜，镜无大小，财费六七钱耳。不以他物摩也，唯以药涂面拭之，而镜光明不常有。”
对于磨镜，仅有研磨剂是不行的，必须要有一块很平的基准平面，使镜面与之相磨，才能使镜面达到与基准平面一样的平整、光滑。为了磨出正确镜面的几何形状，必须预先准备好一块与镜面曲率半径一致的磨盘。所有的研磨抛光操作都要在这方盘上进行，否则就不能保证镜面的几何形状。磨镜客做的是手艺活，打交道的却还是人。妇人喜好妆容，更是离不开一面光亮常新的铜镜。于是磨镜客便成了一个总令闺中女子期待的人物。《梦粱录》即载有：“修磨刀剪、磨镜，时时有盘街者，便可唤之。”
在重多法宝中，铜镜的驱邪能力是最强的。古代中国人长期使用铜镜，铜镜不仅是照面的器具和工艺品，也是一种兼有多样功能的法宝。铜镜的神明妙用，首先在于它能“观照妖魁原形”。如葛洪《抱朴子》言，世上万物久炼成精者，都有本事假托人形以迷惑人，“惟不能易镜中真形”，它们一看见铜镜，也就暴露了自己的本来面目，于是赶快溜走。铜镜又成了应用广泛的禁劾物，比如古代武士甲胄的后背或前胸部位，多嵌有一块“护心镜”，一方面，镜材的铜质本身具有抵御剑矢之类武器侵害的作用，而另一方面，它们又可以发挥镇吓诸多鬼怪妖物的功能;在传统的婚礼风俗中，铜镜是使用场合和次数最多的祛邪工具，新娘穿着有铜镜的新衣上轿去婆家，人们对铜镜的使用均出于辟邪的需要。
铜镜一般是含锡量较高的青铜铸造。在古代，最早的商代是用来祭祀的礼器出现，在春秋战国至秦一般都是王和贵族才能享用，到西汉末期铜镜就慢慢的走向民间，是人们不可缺少的生活用具。铜镜制作精良，形态美观，图纹华丽，铭文丰富，是中国古代青铜艺术文化遗产中的瑰宝。
此镜以精铜所造，重208克，战国风格明显，经多位专家鉴定是孤品地位的藏品。镜背保存情况良好。镜面圆形，打磨极为光滑，照影清晰而柔和。色泽沈穆厚重，包浆润泽，工艺臻熟，流畅自然。正面微微凹呈斗笠形，阴刻金文，大概意思是：唯三年五月司马氏做朝明镜 家族永昌子孙永宝用。全器气息富丽华贵，鎏金灿烂，镜面于富贵之中又呈现出形制庄重、质朴自然的古来之风。此镜置于室内，光华耀目，低调奢华而满室生辉。如此满金文的铜镜造价高昂，极为难得，视野广阔，非一般小铜镜可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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